【原標題：桐廬快遞笑傲江湖 聶騰飛桐廬快遞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聶騰飛是誰？桐廬人，1993年創立申通。

在快遞發展史上，以聶騰飛為代表的桐廬人占據了快遞半壁江山，這不像汪老師就是嘴上說說，而是當年的事實；淘寶早年的崛起，也離不開“四通一達”在“最后一公里”上的參與；而所有的桐廬快遞公司，則都和申通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對于想要了解快遞業，想要了解電商和物流千絲萬縷關系的童鞋來說，桐廬快遞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

最近在整理之前的工作資料，找到了這篇《桐廬快遞笑傲江湖》，原載于《天下網商》2010年（？）的刊物上，由我和張潔合作完成，因為現在已經無法在網上找到原文，特此放出。

PS：文中涉及的幾家快遞公司，天天快遞、CCES和匯通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動，相關信息可以搜索得到。

桐廬快遞笑傲江湖

文/何夕 張潔

江湖何處？

2010年10月27日，一塊“中國快遞之鄉”的牌子出現在桐廬縣政府。

這塊牌子與其說是對桐廬籍民營快遞的褒獎，不如說是事后追認來得更為妥當。早在2004年，“四通一達”就已經是國內民營快遞的大佬。桐廬縣工商聯前主席韋雪林對此印象深刻。

那一年，多家桐廬籍快遞公司老總一起找到桐廬縣政府，希望桐廬縣出面組織上海桐廬商會，更好地整合桐廬快遞的力量。這中間，有1993年就創立的申通董事長陳德軍、2000年創立的圓通老總喻渭蛟、2002年創立的中通老總賴梅松等人。從他們口中，韋雪林才知道，原來桐廬人已經在民營快遞領域打出了一片江湖。

2004年，上海市桐廬商會正式成立。此時，離申通的成立已經過去了11年，申通的創始人聶騰飛也已經去世6年。

聶騰飛是桐廬快遞史上繞不過去的人物。韋雪林在了解桐廬快遞來龍去脈后坦承，盡管存在爭議，但聶騰飛對于桐廬快遞確實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沿著聶騰飛的足跡，記者一直回溯到桐廬的鐘山鄉深山中。順著山路，遠遠望去，重巒疊嶂的深山，半山腰間云霧繚繞，路的盡頭便是桐廬鐘山鄉的夏塘村——聶騰飛的出生地。這個偏僻的村子即使在道路暢通的今天，離桐廬縣城也要兩個小時車程，更遑論全是曲曲折折的山路。在聶騰飛十來歲的時候，他就和弟弟聶騰云一起到鄉里面上學。“那時候，我們每天上學走5公里路，兩個人走一段，互相背一段。”聶騰云至今很享受和哥哥一起上學的日子。

在外學習的日子讓聶騰飛的目光逐漸開闊起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顯然讓他不甘心，走出去成了最迫切的想法。1989年，聶騰飛到杭州的一家印染廠做小工，并在此認識了后來的妻子陳小英。陳小英來自夏塘村不遠的潘畈村，在她哥哥陳德軍的介紹下到印染廠打工。此時，陳德軍已經離開了印染廠，依靠自己的木匠手藝做裝潢為生，但因為經驗不足生意并不好。浙江淳安人詹際盛，當時也在印染廠打工，并在不久之后和聶騰飛成為了朋友。這座不知名的印染廠，匯集了日后所有和申通創立有關的人物。

一次偶然機會，聶騰飛從一位老外那聽說，在國外做快遞是一件非常時髦的事情。而此時，詹際盛的弟弟詹際煒正在杭州的車站做些零單快遞的活，簡單說就是把隨車而來的文件和小包裹送到客戶手中。

尚不清楚是因為老外還是詹際煒的影響，1993年，聶騰飛和詹際盛在杭州創立了申通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主要幫助杭州的貿易公司把報關單在第二天就送達上海。這是整個桐廬民營快遞的開端，在當時，聶騰飛卻只是想找個活干而已。很快，陳德軍因為生意賠錢應妹妹陳小英的邀請，也來給妹夫聶騰飛幫忙，成為了申通公司的一員。

1993這一年對于包括聶騰飛在內的浙江人而言都是一個新的開始。前一年鄧小平在深圳的南巡講話為浙江的民營經濟徹底掃除了頭上的陰霾，也就是在這一年，浙江省經過工商注冊的個體工商戶已經有153.2萬戶之多，注冊資金40億元。

這些個體工商戶中有不少從事外貿業務，也隨之產生了申通最大的利潤來源——外貿報關單據。聶騰飛他們發現，當時杭州的貿易商需要在第二天就把外貿單送到上海，但是通過郵局的話，這個過程就需要三到四天。這些貿易商，為了趕船期，愿意付出每單100元的代價讓信得過的人代送外貿單到上海。

公司成立之后，聶騰飛就和陳德軍等人一起，騎著自行車在杭州開始了走街串巷拉業務的生活。詹際盛此時則來到了上海，負責上海地區外貿單的遞送。

1993年，杭州到上海的汽車票價為15元，當時每筆外貿單的價格則為100元，依靠這一差距造成的巨大毛利，申通在第一年積累了2萬元的原始資金，并利用這筆資金在上海開設了快遞網點，負責收取外貿回函送回杭州。

隨著業務的擴大，聶騰飛等人很快發現，人手不夠用了。快遞業是一個勞動密集行業，韻達快遞總經理說，只要有足夠的人，快遞公司就能把包裹送到每個需要送達的角落。但在當時，申通去哪里找那么多快遞員？

這個問題并沒有難住申通的幾個創始人，聶騰飛和陳德軍很快想到了桐廬的家鄉人。由于快遞這一行業的特殊性，對于快遞員的信用有著天然的需求。而對于重視宗族觀念的中國人而言，來自鄉里鄉親的快遞員，最大的好處就是不會發生帶著包裹和信件中途消失的事情，因為一旦他這么做了，就將被村里人所拋棄，永遠都不能回到家鄉。

還有一點很重要，在人多地少、資源少、國家投資少的浙江省，浙江人天生就有一種走出去改善生活的沖動。聶騰飛和陳德軍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親戚朋友加入到這個行業中來。

就這樣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隨著聶騰飛把申通的業務逐步擴大到長三角，從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桐廬的快遞從業者也從夏塘村和陳德軍所在的潘畈村，擴展到了鐘山鄉，乃至桐廬的所有轄區。

這些申通的跟隨者中，喻渭蛟的妻子張小娟曾是申通的財務，賴梅松的合作伙伴曾經是申通的分公司經理，聶騰云其時跟隨著哥哥聶騰飛在申通負責慈溪分公司，日后他們分別創立了圓通、中通和韻達。

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負》中曾說，社會的發展是自發的產物，“人們不知不覺地、遲疑不決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這些做法，使他們共同擴大了利用一切有價值的信息的機會”。

喻渭蛟原來從事建筑裝潢，薄有資產，卻不幸在一次江西井岡山的工程項目中虧損殆盡，不得已才開始從事快遞業；賴梅松原是木材供應商，在朋友的慫恿下投入500萬加入快遞行業，卻發現已經抽身不能，于是背水一戰；聶騰云原在啤酒廠做銷售，業余兼職做快遞，卻慢慢積累起了快遞的從業經驗。

桐廬快遞大軍就這樣在偶然的機會下慢慢成形，帶出了更多的桐廬人從事快遞業。桐廬快遞的業務擴展到哪里，桐廬人的身影就出現在哪里，桐廬人的關系網就鋪到哪里。

桐廬人就這樣隨著申通走向了快遞的廣闊天地。

恩怨江湖

每一個熱鬧的江湖背后，都孕育著靜靜的危機。

僅僅在創立一年之后，桐廬快遞的元老申通就遇上了分裂的危機。

先是，1994年，詹際盛被迫離開了申通，和弟弟詹際煒一起創立了自己的天天快遞。業內風傳，是由于聶騰飛發現上海市場的前景廣闊，就派陳德軍北上上海奪走了詹際盛的上海網點。對此，不管是申通還是天天都諱莫如深，并沒有澄清或者說明的打算。

1997年底，申通創始人之一聶騰飛的去世，則引發了申通成立以來的又一次地震。10月份，正從杭州趕往寧波處理業務的聶騰飛，在經過紹興的途中，因為車子沖出公路不幸身亡。本來是普普通通的一場車禍，卻因為遺體很快就地火化，引起了爭議。聶騰飛老家夏塘村的村民認為死因不明，不能這么快就火化，而更令他們不滿的是，此后申通完全由陳德軍和陳小英兄妹接管，聶騰云并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韻達總經理周柏根和聶騰飛一家是世交好友，在很小的時候就和聶騰飛、聶騰云兄弟相熟，他說聶騰云本人對此事倒不在意，因為根據遺產繼承的相關法律，陳小英作為聶騰飛的妻子，本就是第一順位繼承人。

然而，直到今天，申通和韻達都是所有桐廬快遞公司里關系最為不佳的一對。我們今天能知道的就是，1999年，聶騰云依托原有的慈溪網絡，離開申通創立了屬于自己的韻達公司。包括韋雪林在內的許多人都猜測，當時一定發生了一些不為人所知的事情，讓陳聶兩家的關系驟然冷卻。

事實上，聶騰飛并不是因為業務去世的唯一一個快遞老板。桐廬縣副縣長童明說，據他所知，至少有兩位桐廬籍快遞老板死在了送件的路上，“當時的快遞行業非常苦、非常累、風險也高，郵政、工商、交通部門都會來查，（行業）沒有放開，他們會想方設法地逃脫盤查，所以容易出事故。”

但就是在這樣的壓力下，民營快遞仍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聶騰飛去世那一年年末，中國的民營快遞已經從1993年的兩三家發展到了100多家，申通、順豐、宅急送這些日后響當當的快遞諸侯均已創立。

1995年，申通快速地擴張到了浙江的寧波、金華和東陽等地，1996年申通又擴張到了南京和蘇州，1997年申通進入上升通道，闖進北京、廣州、武漢、成都和青島等城市。

1998年申通已經擁有了50多個網點，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越來越多的桐廬人開始加入到申通的創業隊伍中來，陳德軍老家有1700多人，其中一半在從事快遞業，夏塘村總共600人口，其中300人在外面跟著申通闖世界。

1998年，在聶騰飛去世后，陳德軍在眾人擁護下接管了申通，并開創了在桐廬快遞生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經營網點“承包制”。在這種被稱為“網點包干到戶”的承包制度下，投遞員只需要交幾百元押金即可擁有一個自己的網點，承包一個片區乃至一條街道。桐廬農民在“自己做老板”的誘惑之下，跟著申通奔向全國各地開拓市場。

但是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病在于，網點在經濟上是獨立的，甚至可以和總公司討價還價，稱之為一方諸侯都不為過。更重要的是，這一網點具有了轉賣的“價值”，極端情況下，網點可以一夜之間從A公司轉而投入B公司的懷抱。

2003年，在快遞網絡塵埃落定，自建網絡艱難的情況下，就有一家快遞公司試圖創造這種極端情況，把別人的快遞網絡轉為己有。它的對象則是成立不到4年的韻達，此時，韻達剛剛完成了建網工作，對網點的控制并不強。

2003年6月27日，韻達高層接到消息，一個針對所有網點的“政變”計劃正在籌備之中，而且很快就將針對韻達總部發起攻擊。

7月初，這一消息得到了最直接的證實，韻達的物華路總部門口被一群社會上的人圍堵。“誰敢裝貨就砍死誰”，在黑社會威懾之下，韻達的工人不敢把快遞裝箱，已有的快遞運不出去，外面的快遞進不來，韻達的分揀工作陷于癱瘓。直到傍晚，這些黑社會才漸次散去，臨走時，撂下一句狠話，明天要讓韻達消失。

經歷過最初的震驚，飽經風雨的韻達高層立刻行動起來保護自己。一方面，向上海市公安局匯報此事，公安局了解情況后，第二天派出了大量便衣埋伏在韻達周圍，并在樓頂加好攝像機，準備抓捕主要嫌疑犯；另一方面，為以防萬一，韻達準備了一車的鐵棍和木棍，并從各個網點調集工人保衛總部。

韻達的反制措施非常有效。第二天，氣勢洶洶的打手剛沖到韻達門口，就發現情勢不對，再想散去，四周此起彼伏的警笛聲已經迅速控制了場面。危機被解除之后，韻達發現，旗下的網點經理都曾經被該公司派人游說易幟，這家公司也就此浮出水面，正是早年的匯通公司。

匯通在行動之前，已經租好了房子，買好了設備，準備接收韻達的經營網絡。但在行動失敗之后，匯通一夜之間淪為破落戶，設備被員工和債主一搶而空。后來經過兩次轉賣，匯通才輾轉被現在的老板徐建榮買下，重新恢復了自己“四通一達”的聲譽。

這種刀尖上的舞蹈，每個桐廬籍快遞公司都曾經經歷過。韻達的經歷可能是最驚心動魄的一幕，但絕不是唯一的一幕。浙江其他民營經濟創業之初遇上的問題，在桐廬快遞身上也有相似的呈現。

網點和總公司之間、網點和網點之間，由于早年快遞公司的“非法”性質，在沒有法律規范、也缺少自律的情況下，出現了各種對外界而言匪夷所思的故事。

為了搶奪一條街區的生意，兩家網點之間大打出手，甚至因為幾十人的群架引發公安系統的強烈關注；因為想離開快遞行業前最后撈一筆，網點要求總公司贖買被扣下的快遞，價格從2萬到5萬不等，而派出所對于總公司的報案則以沒有法律依據而拒絕。

爭斗尚未停止，曙光終將來臨。

現在桐廬的6家主要快遞公司中，韻達的管理水平和管理制度都最為人稱道，這和韻達曾經身受其害分不開，董事長聶騰云對桐廬快遞的陋習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韻達甚至規定，員工在上班的時候賭博，一律開除，不管是高層還是基層員工都一樣。

申通公司在經歷過一輪野蠻生長的洗禮之后，開始更理性地思考如何提高企業服務質量，并最終在2003年公司十周年之際，確立了“客戶與申通雙贏，網點與總部雙贏，公司與員工雙贏”的企業宗旨。

盡管如此，這一時期對桐廬快遞內部的不良影響還是慢慢顯現。2007年才進入快遞業的CCES老總方里元，對于桐廬快遞內部互相不予理睬的現狀深感困惑，“同行是冤家，桐廬快遞就是走不到一起來，這是怎么樣一種怪現象。”追根溯源，“怪現象”正是發端于野蠻生長時期積累下來的恩恩怨怨。

但在當時而言，桐廬快遞在重重壓力下，還是把“承包制”的優點發揮到了極致，忍受著其中的痛苦艱難前行。

笑傲江湖

陳德軍知道，改變的時候到了。

傳統的“承包制”已經走到了一個不得不變革的關口，其他快遞公司已經走到了申通乃至于所有桐廬快遞的前面。

1999年，王衛痛感諸侯割據造成順豐服務質量良莠不齊，在全國開始收編網點——要么服從總公司管控全資收編，要么被剔除順豐陣列。到2002年，順豐在全國已收編180多個直營網點。

2001年，“先有兒子，后有老子”的北京雙臣也開始“老子”收編“兒子”的過程，陳平在全國各地開始收編分公司的財權、人權和投資權。2001年收權上海，2002年收權廣州，2003年收權北京后雙臣正式更名宅急送。

和順豐、宅急送試圖通過直營方式改進服務不同，申通的目標一直指向擴張。但是擴張的背后卻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

此前，申通創始之初每單100元的價格已經在無序的價格戰中被壓低到了每單22元-25元的地步，一些小公司甚至在2001年推出了十幾元的快遞服務。

與此同時，桐廬快遞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地諸侯，卻面臨成本上升帶來的風險。由于投遞員是雇傭的，網點需要給他們發工資、上交社保，加上運輸的成本，據報道，甚至有申通網點因為發不出工資而倒閉。

面對競爭，陳德軍再次拿出了殺手锏——降低成本。

既然發不出工資，那就不發了。原來的承包網點搖身一變成為了“一級加盟商”，而原來的投遞員則可以承包城市中的一條街道或者一片小區，成為申通的“二級加盟商”。一級加盟商不僅不用給二級加盟商發工資，后者還需要給前者交押金，但是因為可以把收入全部留給自己，做得好的話投遞員的收入也比以前可觀。

新模式在桐廬快遞企業中迅速鋪開，網點原本的運營費用被降低到了極限，而投遞員在擁有了終端定價權后，也更加積極主動地尋找客戶。原本就混亂的價格戰自此更為慘烈。

上海本土的快遞公司，就在這一輪變化中敗下陣來。聞達快遞原是“上海派”民營快遞的標桿，制度化和內部管理都曾是申通、中通等公司的學習對象，但是卻因少了桐廬快遞的一股狠勁和人情味，最終敗北。

賴梅松在2002年創立中通快遞后，親眼見證了“上海派”敗北而去的情形。

他的記憶里，上海人太沒有人情味。“桐廬的經營網點，一旦出現了問題，親戚朋友都會互相幫助，乃至桐廬籍的其他網點也會出錢出人幫其度過難關，至不濟也可以把網點出售給其他桐廬人，自己全身而退。”賴梅松很自豪桐廬人可以抱團面對外敵，“上海人的網點一旦發生經營滑坡，連個接手的人都找不到。”

而且，上海人缺少了桐廬人骨子里要改變生活的強烈愿望。桐廬人為了搶地盤可以虧本賺吆喝，為了一個片區大打出手，甚至因數十人的群架驚動警察。這些上海人做不到，他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桐廬快遞蠶食自己的地盤，然后倒在低價競爭之下。

桐廬快遞和天天快遞等公司一起，一度被稱為華東軍團。其特點就是只要能賺到錢，什么招都能用。低價、折扣這些惡性競爭的常用手段，華東軍團一個不落。

2004年，北京的小紅馬快遞曾經鐵下心要殺進上海市場，推出了3單10元的虧本快遞服務，意圖打開局面。可是小紅馬很快發現，上海并不是馬場，小紅馬想單靠低價獲得馳騁的空間，在華東軍團的低價策略面前，簡直幼稚的可憐。不到一年，陷入資金黑洞的小紅馬就黯然揮別上海。

外人的離場，讓桐廬人的內戰更加肆無忌憚。原本上千家的桐廬籍快遞公司，在經過價格戰的腥風血雨之后，剩下的總公司只有7家，就是后來的申通、圓通、中通、匯通、韻達和中誠快遞，以及一統快遞。

刺刀見紅的價格戰很快也就見了底。

“一個投遞員都吃不飽，更不要說公司了，”賴梅松發現，價格戰引發了網點之間的巨大不平衡。有的網點因為身處鬧市，面臨價格戰仍然可以獲得生存空間，而那些身處窮鄉僻壤的網點，則往往難以生存。

貧富差距的擴大，讓桐廬快遞的網絡陷于脫節的危險。業內人士評價，快遞網點建立不易，一旦垮掉重新建立，所耗費的資金和精力更大。賴梅松說，2003年之后，就沒有新的網絡成型過。

為了維持快遞網絡，2006年，賴梅松率先推出了有償派送，對經營狀況較好的網點收取每單一元的費用，用于補貼經營狀況不好的網點。這一做法很快擴展到桐廬的其他快遞公司，成為常態。

過于注重內戰，讓桐廬快遞也間接忽視了順豐的崛起。這家廣東快遞公司，在2002年完成加盟轉直營的收編后，2003年，順豐的出貨量每年以50%的速度提升。由于SARS疫情的影響，航空公司生意蕭條，順豐順勢與揚子江快運簽下合同，成為國內唯一一家使用全貨運專機的民營速遞企業。

順豐的優質服務和時效性自此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憑借包機便利，順豐開始北上主攻華東和華北市場，迅速完成全國200多個網點的布局，并吸引了桐廬快遞的注意力。

2003年之后，申通開始把順豐作為主要競爭對手，在華東乃至全國針對性地采取低價和提高服務質量的競爭手段。而更多的公司，則把順豐作為一個學習對象。

2002年前后，韻達開始在全國陸陸續續建立54個總部直營的分撥中心，通過分撥中心把韻達的所有網點置于統一的控制之下。并學習DHL統一了衣服的制式和顏色，以黃色和紅色為主色調。

在這前后，建立分撥中心和統一的信息管理系統已經成為了桐廬快遞的共識，而長三角廣袤的市場則為桐廬快遞走向全國提供了足夠的經濟支持。2005年開始，經歷過價格戰洗禮的桐廬快遞擺脫了惡性競爭的陰影，轉向爆發式增長。

中通在2006年發展最快，出貨量以60%-70%的速度增長；申通則通過收購一級加盟商的方式在全國建立了最為完整的快遞網絡；圓通和淘寶的聯姻，讓圓通搭上了網購起飛的順風車，獲得了淘寶60%的物流份額。

2008年，以“四通一達”為代表的桐廬快遞順利拿下全國快遞的半壁江山。

江湖告急

2006年，原本已經平靜的桐廬快遞江湖再起波瀾。

這個攪亂傳統商業世界的家伙叫做淘寶，由阿里巴巴集團在2003年5月10日投資創立。2006年，淘寶網已經超越了ebay易趣成為亞洲最大的購物網站。同一年，中國網民數量突破1億，網民開始習慣通過淘寶網購各種用品。調查數據顯示，每天有近900萬人上淘寶網“逛街”。2008年，淘寶網已經產生了每天500萬單以上的快遞需求量，而同期即使是桐廬快遞中的老大申通，每天的業務量也不過是100萬單。

但在2006年，圓通速遞董事長喻渭蛟和淘寶簽下第一單合作協議的時候，卻并沒有想到這將成為圓通的一個大機會。3年之后，圓通已經占有了淘寶網快遞業務量的一半以上，圓通的網點也從2006年的1100個增加到了2009年的2400個。

桐廬籍快遞企業紛紛跟進。但是很快，他們發現，淘寶網的這口水固然好喝，到2009年，各大桐廬籍快遞公司的業務量中，淘寶網的業務量占比均在一半以上，但是企業也面臨了極大的困難。

淘寶網對于快遞企業的傳統商業生態改變非常明顯。

“其實快遞企業以前的服務也還不錯，”賴梅松對于外界的指責很是委屈，“只是電商發展之后，快遞企業的基礎設施沒跟上。”中通現有的1萬平方米庫房，已經遠不能滿足快遞的分揀需要，但是在上海，已經沒有多少地方能找到上萬平方米的庫房了。

韻達也有相似的感受，2009年1月，韻達剛剛搬到盈港東路的新地址，就驚奇地發現，現有的50畝地已經不夠用了。每天晚上一到9點鐘，從上海總部出發前往各地的車輛就不得不在盈港東路上排滿長隊，燈火通明直到第二天早上，很是壯觀。

“韻達的分揀中心24小時不間斷地在處理快件，”韻達總經理周柏根對此也很是無奈，“但是也只能滿足每天70萬單的處理量。”周柏根表示，如果要滿足上海韻達總部現有快件的需求，至少需要150畝的地方，但在上海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這基本上就是一種奢望。

如果說上海的出貨量超過了快遞公司的預期，那么對于小城市而言，派送就是一個大問題。

由于電子商務的便捷，眾多的小城市用戶可以買到以前只能在大城市買到的物品，小城市購買量的增加，讓快遞公司原有的幾個人的網點陷入疲于奔命的困境之中。根據粗略的IP統計，淘寶社區中對于圓通的投訴，一半左右來自于小城市。快遞企業人力不足的困境，在小城市網點中最大程度被放大。

由于家庭住戶的增加，原來的快遞網點也必須擴大投遞范圍，而不僅限于原有的商業區。原本一個人一天就能完成的業務量，現在需要三到五個人才能完成。更讓快遞公司撓頭的是，淘寶賣家都習慣在下午乃至晚上發貨，夜間投遞增多的同時，帶來的也是夜班工人需求的增加。

目前，桐廬快遞和其他勞動密集型行業一樣，面臨著招人難的困境。由于快遞行業是一個賺辛苦錢的行業，“工人們寧可要1500元的白班工資，也不要2000元乃至更高的夜班工資，”周柏根面對本刊的咨詢表示，這些困難單靠快遞企業自身已經無法解決。

2007年，原本7家桐廬籍快遞公司在重重壓力下只剩下了6家，一統快遞在網點不足仰賴其他渠道的情況下，不堪資金重負倒閉，其負責人彭總一逃了之，至今杳無音訊。中誠和匯通都先后易手，其中中誠被桐廬的房地產老大方里元收歸旗下，并改名CCES。

一夜之間，風云變幻。

為了保住市場份額，申通甚至打出了每單2.7元的極低價格，而據快遞公司核算，一份最普通的快遞，至少需要4元才能保證微利。

這4元中，1.5元來自于快遞的面單，0.5元來自于快遞的外包裝塑料袋，加上1元的有償派送，剩下用于償付汽油和人力的費用就只剩下每單1元。如果規模足夠大，這4元還能保證有幾毛的微利，一旦汽油和人力上漲，基本上4元就只能保本甚至虧本了。

“只要多給我2元的利潤，我就能多招一個工人，實現收派分離，服務質量也就自然上去了。”有這種想法的并不只有韻達一家。事實上，2009年11月，申通、圓通、韻達等幾家桐廬快遞曾試圖發起一場漲價運動，但是在淘寶賣家已經習慣了快遞的“白菜價”之后，這樣的漲價只能招來罵聲一片，并最終以道歉收場。

也有一些好消息，讓快遞公司暫時可以松一口氣。2009年，《中國國家郵政法》頒布，正式承認了民營快遞的地位。民營快遞擺脫了背了近二十年的“非法”帽子，終于可以卸下。利好還在于，郵政法保護了國內快遞公司的利益，規定“洋快遞”不能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原本在內外壓力下交困的快遞企業，至少獲得了喘息的良機。

壓力下，桐廬快遞企業終于開始拋棄原有的價格戰武器，自尋出路，引資被他們認為是改變現有命運的最好機會。“快遞業擴張需要資金，僅靠自有資金完全不足以打敗其他對手，”在CCES老總方里元看來，CCES的唯一使命就是上市，獲取足夠的外界支援來改善股權結構，完善內部管理，讓桐廬快遞家族式經營帶來的沖動決策消失，從更長遠的目標來考慮快遞的發展。

申通在建德人奚春陽出任總裁后，以近乎強硬的手法擦除公司中的家族印跡，“姑媽的兒子、二姨爸因為做不好就被開除回家。”奚春陽的策略是在產權結構上推行“三三制”，即1/3進行股份改造，1/3加盟商保留，1/3加盟商改制成為代理。申通也在尋找更多的合作伙伴，來幫助企業實現結構升級。盡管手握從DHL到UPS的眾多合作機會，申通卻一直慎之又慎，生怕選錯了合作伙伴，讓企業失去繼續發展的機會。

其余的快遞企業中，圓通跟隨宅急送曾經的足跡，從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開始收編網點；中通試圖探索加盟和直營之外的第三條路；匯通則在和阿里巴巴投資的百世通物流談合作事宜，據稱已經簽訂了合同；韻達則進一步細化原有的管理體系，靠章程加強企業內部管理。

“快遞行業還沒有成功者。”方里元的判斷也被所有快遞公司接受。2010年10月24日，圓通、中通、韻達三家快遞公司集體宣布漲價，新一輪的快遞洗牌即將開始。

人了解世界的時候，都是先問who & where，慢慢學會問why，當對答案不滿足的時候就開始問how，所以，knowhow才是人對世界的回答。謝謝關注Knowhow_Ho，何夕一言堂，這是我對世界的回答，一家之言，不求正確，但求有所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