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獲得了經濟增長的矚目成績，人們在探討我國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余，也關注到了經濟高增長背后腐敗現象嚴重這一政治發展不均衡現象。相比經濟社會發展對廉潔政治提出的更高要求，腐敗的控制卻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近些年來更是頻頻出現諸如系統性腐敗、家庭式腐敗、塌方式腐敗等腐敗現象，腐敗形勢朝向集團化、部門化的深化方向發展，可謂存在著越來越高的廉政風險。廉政風險預示著腐敗行為發生的可能性，高廉政風險意味著制度性因素成為成為廉政風險的重要誘因。高經濟增長與高廉政風險并存這一“雙高”現象，成為我國經濟社會體制轉型過程中極其引人關注的問題。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我國“雙高”這一發展失衡現象?諾思已經系統研究了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亨廷頓將腐敗作為衡量政治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標準，揭示了制度是聯系經濟增長與腐敗關聯的關鍵因素。我們在充分認同相關文獻對這一現象所進行的制度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還應關注導致這一現象的制度的產生機制以及其對政府治理邏輯、行為邏輯的影響。本研究以地方政府為研究視角，通過基于土地公有制的地方政府經營化治理模式研究探求“雙高”現象的共同制度基礎，探索地方政府基于土地的經營化開發在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是如何誘發政治領域的高廉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