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北京大學教授韓茂莉的新作《大地中國》與讀者見面，這是她第一本寫給大眾的歷史地理通識作品。韓茂莉師從學者史念海、侯仁之先生，從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與教學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在北大主講的課程“中國歷史地理”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
北大教授的地理課究竟講了什么？對于很多人來說，歷史地理學有些陌生，我們學過地理、歷史，但兩門學科往往是割裂的。常見的歷史敘述多以時間為線索，空間在其中是架空狀態。實際上，任何歷史過程的展開、歷史事件的發生、歷史人物的登場，都無法脫離具體的地理空間，而且歷史的脈絡往往能夠在地理空間中找到更深層次的邏輯。韓茂莉看來，將一種學術語言轉變為大眾語言，這就是《大地中國》想要傳遞給讀者的；我們總要說到過去的人與事，一切最終要落在大地上，每一個階段都離不開地理。
(資料圖)
每逢農歷三、八趕集日，通州張家灣的大集一大早就熱鬧非凡，食品雜貨、生活用品、花鳥魚蟲、古玩綠植應有盡有。來逛大集的并非都是附近鄉村的老年人，自從疫后回暖，網紅經濟乍起，在北京大大小小的集市中能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參與其中。市集并非隨處都有，背后人與地理的互動，決定了市集的位置。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個農業大國，不是商業大國，農民們守著自家的田地，相對較為封閉。自家生產的產品，并不能維持每日交易的市場行為，于是隔段時間就有的定期集市在鄉間蔚然成風。
人類的需求也刺激著地理，鄉村集市基本上形成于交通便利之處，在交通方便之處本就存在著各種交易，鄰近村莊有買賣需求的人也會來到此處，人口聚集也就有了商機，久而久之，村民、商人、游客、旅人在這個交通便利的場所定期交易，一個綜合型的大集市就此形成了。趕集在中國歷史悠久，集市并非天天有，集市也并非處處有，哪天開，開在哪，這種時間與空間的問題，就形成了與歷史有關的地理問題。
中華文明為什么誕生于中原大地？為什么說關中地區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地理基礎？為什么古代經濟從北方移至南方？歷史上，黃河下游為何發生多次重大改道？韓茂莉教授的《大地中國》就為此選取了二十六個核心問題，涉及農業文明、政治經濟、軍事交通、社會人文等方方面面，以時間為縱軸，以地理空間為橫軸，呈現出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
《晏子春秋》提到，“橘逾淮為枳”，這個廣為人知的故事，讓我們知道了中國南北的環境差異。在中國以淮河為界，南北的氣候差異明顯，淮河以北屬暖溫帶，淮河以南屬亞熱帶。南方的氣候為農作物提供了更多的熱量，可以說作為農業大國中國南方的地理優勢非常明顯，但是歷史上，唐宋之前南方的農業技術遠遠落后于北方這又是為什么？
韓茂莉為我們道出緣由，農業生產是人類勞動、自然環境與農作物三位一體共同成就的結果，在這三者中，人類勞動決定了農業生產的技術取向，而技術取向則來自人類的需求。在史書上我們能看到，南方長期處于地廣人稀的狀態，盡管這里氣候條件適宜農作物生長，但是在人口有限，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幾乎沒有提高產量、增加收成的需求。
在古人的觀念里，人是依土地為生的，人們除非發生重大事情，否則一般不會離開家鄉。促成中國南方發展的，實際上是戰亂，中國北方一次又一次的戰爭，推動著北方人南下逃生。在中國歷史上就有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分別是：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和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難”。人口的到來，不僅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也帶來了大量的糧食需求，這種需求直接刺激了南方的發展。
結合南方的地理環境，人們在江南地區促使農業生產技術有了重大改變。亞熱帶氣候為南方土地提供了農作物復種的條件，使得一年內同一塊土地上可種植的農作物不止播收一次，一年內多次種植就意味著能養活更多的人。而且，江南地區流行的稻麥復種輪作技術雖然始于江南，但關鍵的插秧技術卻來自北方，正是北方技術的南移確定了南方農業技術的飛速發展，在氣候與農作物的三位一體作用下，使得南方逐漸成了中國的經濟中心。
無獨有偶，書中“嶺南的瘴氣與珠璣巷移民”一章中，也提到了北人南遷給嶺南也就是現在的兩廣地區帶來的發展。嶺南地區大部分保持著南亞熱帶原生態的植被，森林茂密，樹木遮天蔽日，各種動物繁多，潮濕的氣候封閉的環境，使得大量動物、植物死掉后，就地腐爛逐漸形成彌漫的毒氣，這嚴重阻礙了中原人口的移入。這一章內容分到了宋代的條目下，但細讀文章，能發現即使是宋人對嶺南的開發也極其有限，宋人也不得不調整這一地區的官員任用，當地知州的任期由定例的三年一任改為一年一任。在宋代人口達到一定密度的桂州、韶州、潮州、循州、連州、賀州等地，均處于翻越南嶺進入兩廣的道路出口，與廣州等海港城市的發展不同，這些地方有交通便利的優勢，很多漢民到此即止，基于交通與中原的聯系形成了城市、村落。這也為日后嶺南地區的政治格局打下了基礎，讓人們了解為什么風景宜人的桂林能夠長期成為嶺南地區的首府。
歷史決定思維深度，地理決定視野廣度，只有理清地理問題，才能了解歷史大事的成因與走向，開拓不一樣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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