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明（劉2），1970年代末生于山東小城，現居浙江湖州。2000年到北京，從地下通道輾轉至各獨立音樂酒吧駐場演出。發行的音樂專輯有《劉2的把戲》（2005）、《根據真人真事改編》（2009）、《大地迷藏》（2013）、《新編好了歌》（2016）、《沉默相伴》（2020）等。2022年錄制全新專輯《流浪者之歌》。2023年，小說與散文集《大席宴》由理想國發行。（南方人物周刊記者姜曉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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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春，《我們民謠》熱播，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又被拋在面前：什么是民謠？
在試圖為民謠專題尋找切入點時，“新民謠”、“城市流行民謠”、“方言民謠”這些概念進入我的視線。樂評人邱大立給的回答是：民謠貼標簽意義不大——沒有一個人可以對民謠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在他看來，民謠應該是言之有物的，如果關乎個人情感，也應有與眾不同的思考和表達方式。
“民謠最根本的兩點，一是彈唱，一是敘事。很多所謂的民謠歌手缺少敘事，歌詞脫離生活，劉東明還是不一樣的。”邱大立和另一位樂評人陳郁都提到了俗稱“劉2”的劉東明。
的確，在明朗而詩意的詞句下，劉東明會用平實而略顯隱晦的方式書寫站街女、農民、被驅趕的異鄉人，種種所謂“邊緣人群”的日常生活。擁有這樣的觀察角度，他并非唯一，但做到“好聽”和“有味道”的結合，并不簡單。過去的三年，很多音樂人陷入停滯、焦灼，劉東明也有過強烈的情緒，但整頓好這些情緒，他依然把筆墨觸及水泥地上的野草、為口腹和尊嚴與人理論的阿姨、不顧一切也要踏上歸鄉之路的年輕人。讀他的小說散文集《大席宴》，我常常感到一種不動聲色的驚心動魄。其實歌里也有這樣的意味，不論是聽者發揮自由想象，或是悟到了一些歌詞的指向。
對很多聽歌的人，劉東明凸顯陌生并不奇怪。如果沒有趕上2000年河酒吧之后的那一撥民謠歌者——那時他們的音樂甚至還未被命名為“民謠”，沒有在零星的演出里接觸到劉東明自己錄制的demo，和別人為他錄的現場錄音，難免與他錯過。后面他自己錄的幾張專輯，雖有獲獎，在市場層面也未激起多少水花。
邱大立指出，由于買唱片的人日益稀少，一位獨立民謠歌手一張專輯的實體唱片銷量很難突破1000張，大部分可能徘徊在300-500張之間。當下，如果不和大公司簽約，也沒有機會（或拒絕）上綜藝，進而獲得音樂節和演出的變現，沉寂幾乎是注定的命運。
聽上去好像是又一個“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懷才不遇的故事。怎么才能讓作品更有效地抵達受眾？這不只是劉2和獨立音樂界，更是所有創作領域都要面臨的問題。劉2還有老友們吆喝，那些在水面之下的素人，怎么辦？
還有，我們認為的一些能夠穿越時空、具有永恒性的作品，能擊中00后、10后，甚至讓他們買單嗎？
“不一定（不會）耶。”野孩子的馬雪松說起，最近在安吉的音樂節上，他遇到兩個19歲的女孩，“問她們喜歡聽野孩子什么歌？說是《生活在地下》。這是我那個年代聽的呀，和我的生活有連接。所以我相信，能感受到的（人）一定能感受到。”
我想起幾天前，劉東明去南昌做新書宣傳遇到的一位女讀者。
“你可能不記得了，黑鐵就在師大旁邊。當時連坐的地方都沒有，一人一瓶啤酒，我把自己喝得暈暈的。窗外是火車轟隆隆的聲音，和著舞臺上的重音，嘿，這不得來一首？”
2010年這位女士在南昌的livehouse黑鐵，第一次聽到了劉東明創作的《西北偏北》。恍惚間，一個記憶深處的人，就這樣來到現實世界。她陷入回憶和眼前重疊的微醺里，也喚起劉東明的過往。“我記得的”。他回應道。
劉東明的好朋友巫婆告訴我，她在南京某個嘈雜的公共空間接受我電話采訪，旁邊一個小姑娘，全程聽到她講述劉2，立馬“種草”，打算去搜他的音樂。
有人說，民歌是一條河流，那民謠可能就是河流上坐船或劃船的人。我想，只要有一絲微瀾，劉2們也會撐著篙，不停地劃向彼岸。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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