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披露的經濟、金融數據呈現了4月中國經濟面臨的全面壓力：在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消費、社融信貸等多項數據上，出現了增幅收窄、由增轉降的情況。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凌暉在5月16日新聞發布會中表述，數據的下降“是由于疫情沖擊帶來的短期變化，都是階段性和外在的”。

疫情對經濟確實會帶來諸多沖擊：比如疫情以及防控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的供應鏈，從而對企業生產帶來沖擊;疫情出現的城市，人、物的流動減緩，線下消費會受到直接的影響;疫情會影響工地開工率，從而影響固定資產投資的進度。

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影響是短期的，在疫情結束后可能會自然恢復，但是，也有一些影響可能是長期的，比如由于疫情的不確定性，企業投資、居民消費的預期會轉弱。

經濟是一個復雜的混沌體，我們不能“機械”地假設疫情結束后，工廠會自然地復工，倒閉的餐飲店會自然地被新的市場主體取代，人們會自然地重新進入商場填補此前的消費空缺。

這很容易理解。比如你想開家火鍋店，但看到一些城市偶發疫情中餐飲行業的艱難處境，你可能就決定緩一緩;你想買輛汽車，但失業的風險比平時高了，你可能就勸勸自己，還是先買輛電動車。

當成千上萬的經濟決策主體都抱有這種想法時，疫情對于經濟的影響可能就不僅僅是“階段性和外在的”。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在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提到了武漢疫情的影響。盛松成表示當年武漢疫情發生時，人們普遍認為是短期的，很快會過去，但現在隨著疫情持續，不少市場主體面臨深層考驗，導致消費潛力下降，而下降的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往往是很難彌補的。

預期一旦形成，再扭轉需要的成本只會更高。時間不等人，政策應該盡早、盡快、盡興，扭轉預期、激活市場，切莫讓“外部的、階段性”的影響變成中國經濟“內生的、長期的”困擾。

從2021年下半年，我們能陸續看到財政、貨幣、產業各項政策的釋出。在財政上，實行了大規模的留抵退稅，1-4月留抵退稅總額8000億，同時提前下達新增專項債券限額，擴大專項債券使用范圍，為基建發力提供保障;在貨幣政策上，下調了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和“房貸降息”;在產業政策上，對于服務業、工業出臺了紓困及平穩運行的各項配套政策，調整了部分針對房地產市場的政策。

這些政策對于市場主體無疑是有積極效應的，但從政策釋出節奏和力度看，仍有空間。

上述多項政策從去年下半年起陸續釋出，從政策出臺的時間節點上，更傾向于一種“回應性”政策，即回應經濟出現的各項變化，在“靠前發力”的總體政策方向上，還可以走得更快。

在力度上，政策普遍符合或者弱于市場的預期，而要達到扭轉市場預期的效果，往往需要超出市場預期的政策。

盡管中美利差、地方債務等問題對更寬松的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約束，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寬松政策可能永遠找不到一個完美的“窗口期”，只能平衡收益和成本。目前亞洲地區的通脹已有隱隱抬頭的趨勢，中國CPI盡管保持了穩定，但下半年乃至2023年無疑會面臨更大的壓力，從這個角度看，目前可能是一個寶貴的“窗口期”。

要用好這個窗口期，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上都要加大力度，貨幣政策的總量依然很重要，但也需要更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需求的問題。對于一些收縮性政策要更加謹慎，對于既有的收縮性政策調整力度可以更大。

有關部門也可以嘗試推出一些更具創造性的政策工具，上海或許可以成為這些政策的“試驗田”。

5月17日舉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副主任趙丹丹表示，目前，全上海16個區都已實現社會面清零。

盡管從社會面清零到完全恢復常態還有一段距離，但可以說從5月17日這天開始，上海的經濟恢復情況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風向標。

上海怎么恢復?恢復到什么程度?哪些指標恢復得慢?遇到哪些問題?這些都可以看出中國經濟基本盤受到影響的真正態勢。

上海的恢復周期可以成為各項扶持政策的“試驗田”，比如多位經濟學家爭論的是否該給居民端進行直接補貼?該補貼采用消費券還是現金?這些事情在數學模型中討論可能辯不清楚，完全可以在上海進行不同程度的嘗試。

改革政策也是如此。在一線大城市，戶籍、統一市場、“放管服”、財稅等方面都還有可以改、應該改的空間。上海是否可以借助此次疫情的恢復期，大膽推動一些改革政策，進一步激發城市的活力和潛力，為其他一、二線城市打好樣本?

基于這些現實情況，政策不妨更激進一些，更大膽一些，要讓市場主體感受到的不僅是“不冷”，而是“有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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