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一名罕見癲癇患兒母親李芳(化名)，收到了河南中牟縣檢察院的答復，維持此前定罪不起訴的決定。

去年6月，這位母親因代收并轉寄海外購買的列管藥品氯巴占，被河南中牟縣檢察院認定構成“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但因“犯罪情節輕微”，不予起訴。李芳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去年11月向中牟縣檢察院提出刑事申訴。

《中牟縣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結果通知書》顯示，中牟縣檢察院復查后認為，申訴人明知涉案物品是國家規定管制的精神藥品氯巴占、并實施了幫助他人逃避海關監管，非法接收入境轉寄的走私行為。申訴人實施的行為符合刑法規定。

該通知書還顯示，中牟縣檢察院綜合申訴人犯罪動機，以及從犯、坦白、初犯等從輕、減輕處罰情節，依據刑法規定，可以對其免于刑事處罰，遂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

根據此前報道，氯巴占對治療罕見癲癇患兒有效，但在國內屬列入管制的第二類精神藥品，未獲批準上市，不少患兒家屬迫不得已選擇從海外代購藥物，李芳也是其中之一。去年7月，李芳幫代購者“鐵馬冰河”(網名)接收并轉寄了一個氯巴占的包裹，由此案發。其后，李芳等四名癲癇患兒母親因涉嫌“走私、運輸、販賣毒品”被訴，但均因“犯罪情節輕微”，不予起訴。只有代購者“鐵馬冰河”成為該案唯一被繼續起訴的被告人。

不起訴是檢察機關對刑事案件實施法律監督的重要職能，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對不起訴規定了“應當不起訴”和“可以不起訴”兩種情形，所以，不起訴案件必須區分這兩類情形分別處理。對于沒有犯罪事實，或者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檢察機關應當作出不起訴決定，這叫無罪不訴。而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檢察機關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這稱為罪輕不訴。二者雖都稱不訴，但畢竟涉及罪與非罪的差異，理當嚴格加以區分。

這起為兒治病代購“毒品”的案件爭議也正在這里。申訴人李芳認為，自己只是為孩子治病買了這種屬于毒品性質的藥，即使幫代購者接收并轉寄藥品包裹，目的還是為孩子治病，由此成了“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的毒販子實在不服。

的確，在刑法上，幫助別人的行為構成犯罪也要求對于他人實行犯罪的危害后果在主觀上要有認識，這種對危害性的主觀認知即主觀過錯，也是犯罪成立的基本條件。沒有主觀過錯，就沒有犯罪事實。沒有犯罪事實就應當不起訴。

而檢察機關認為，李芳等人實施了與毒品相關的危害行為，且明知涉案物品屬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所以就構成了犯罪，只不過確實情有可原，屬于“犯罪情節輕微”，可以不予起訴。

然而，作為重罪的毒品犯罪，其所要求的主觀認知不僅僅在于氯巴占這種藥是不是毒品，更在于氯巴占作為毒品在本案中的社會危害性，也即刑法要求認識的危害社會的結果。再說，即便如此，將申訴人李芳的行為評價為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只不過情節輕微)，也明顯有悖于一般民眾的樸素情感。

事實上，從本案侵犯的利益來看，毒品犯罪危害的是社會管理秩序，而李芳則是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健康迫不得已而為之，權衡二者利益大小，這里面實際上還蘊含著緊急避險的理由。法不強人所難，大約也是這個道理。

在司法實踐中，就不起訴制度的適用而言，這起案件可能還不只是個案。把本該無罪不訴的案件，辦成罪輕可以不訴，或許還考慮到偵查機關的面子問題。因為案件已經偵查移送審查起訴來了，再作無罪處理意味著公安機關辦了錯案，若定罪不訴則兼顧了雙方的立場和利益。

然而，這樣的“折中”不僅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更是直接違背了公檢法相互制約的訴訟原則，歸根到底是將公平正義打了折扣，必須加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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