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名男子在釣魚時釣到人工增殖放流的長江鱘，隨后將其放生。此事再一次將“人工增殖放流”帶入公眾視野。

近年來，針對長江鱘、胭脂魚、中華鱘等瀕危魚類的人工增殖放流一直在繼續，但根據近日發布的《長江水生生物資源與環境本底狀況調查(2017—2021)》，長江內魚類資源總體上有顯著恢復，但瀕危水生動物數量仍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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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長江水產研究所研究員危起偉告訴記者，在“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理念和長江十年禁漁政策的指導下，瀕危水生動物野外種群恢復迎來了重要窗口期，恢復瀕危水生動物野外種群當下較為可行的方式仍是人工增殖放流。如何利用好這個窗口期，繼續推進瀕危水生動物人工增殖放流工作?

保證放流效果還應加強基礎研究

人工增殖放流中需要的技術一般包括瀕危魚類的繁殖、養殖與追蹤，而基礎研究一般指對瀕危魚類生活史的研究。前者解決的是這些魚能否繁殖出來的問題，而后者則解決瀕危魚在放流后能否活下來、活得好不好的問題。因此，只有基礎研究做到位了，才能保證放流效果。

危起偉認為，我國目前已經能夠較成功地人工繁殖、追蹤監測水生動物，人工增殖放流的技術難題已經基本解決。“現在技術上沒什么難題了，需要加強的是基礎研究。”

具體來說，首先要加強對水生動物生活史的研究。比如，洄游性魚類具有早期生活史階段印跡行為，成熟后有精確導航的回歸機制。這就要求科學家對洄游性魚類的放流地點、時間、規格等進行精確確定，否則這些魚放流后無法洄游，會導致放流無效。

此外，更應該注重論證放流魚類是否具有完整的生活史條件。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綜合考慮產卵場、藏匿地情況，索餌場狀況，餌料豐富程度，以及洄游通道和越冬、越夏場是否存在。

令危起偉感到欣慰的是，得益于有效宣傳和群眾科學素養的提高，人們對水生動物放流的關注度已經有了很大提升，水生動物放流的社會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有了政府和社會層面的重視，就更應該增強對放流工作的基礎研究，科學指導放流工作，避免盲目放流和無效放流。”

放流魚類需實現野外繁殖

目前，我國已經掌握了大部分瀕危魚類的人工繁殖技術，人工誘導雌核發育技術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這并不意味著僅靠增殖放流就能保證瀕危物種的延續性。危起偉告訴記者，在某種魚類數量過少，或者在某種魚類已經停止野外繁殖的條件下，人工增殖放流是防止其滅絕的有效方法。

對瀕危魚類進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目的，是要在保種的基礎上恢復這些魚類的自然種群，進而恢復生物多樣性，最終恢復生態環境。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這些魚類在自然環境下不斷繁衍。“如果一直人工繁殖某種魚類而沒有野外種群的基因補充，這種魚將基因單一化，出現各種健康問題的風險將會增加。”危起偉說。

研究表明，當全人工放流達12代時，如無自然繁殖補充，放流種群就會開始退化;到人工放流的第18代，種群就將崩潰，導致無效放流。因此若想達到放流目的，就要讓放流魚類在野外繁殖，避免因人工繁殖過多子代而造成其遺傳多樣性下降。

科學理論的指導要貫穿放流全流程

保護生物多樣性就是保護人類自身。水生動物增殖放流需要科學的指導，更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努力。

危起偉告訴記者，科學理論的指導應該貫穿于放流的全流程。在放流的實施階段，要先放流1—2個生活史周期，以便充分評估生態容量和放流需求。在放流策略上，要充分考慮譜系豐富化，選擇適宜的親本。在培育魚苗時，要采取適宜的方式，需要環境豐容，用原產地或出生地的水源。同時，放流規模要符合水生動物生活史特點，不宜過大。放流地點一般要選擇在水生動物產卵場下游附近，放流的時間和方式也要充分考量。

放流效果的監測同樣必不可少，增殖放流必須進行標記。當前主流的標記方式有物理標記、化學標記、耳石的自然溫度標記等，要根據魚類的特點、生活環境特征等選擇最合理的標記方式。根據標記，科學家可以進行放流效果評估，如研究被放流魚類種群增加比例、放流的遺傳貢獻和對生態系統的貢獻等。

保證瀕危水生動物增殖放流效果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關注。“現在有很多人在放生水生動物，這本身是一個善舉，”危起偉說，“但是放生要與人工增殖放流相結合。”危起偉呼吁，不要放生外來種和遺傳改良種，并逐步建立苗種培育供應鏈，適當野化苗種，避免放流雜交種，以防止基因污染。“科學家應該為公眾科學放生提供引導和培訓。”他說。

關鍵詞： 水生動物 基礎研究 科學理論 生物多樣性 洄游性魚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