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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刪除特定時期保存的數據，對數據做減法，也是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一周來，多地官宣取消掃描“場所碼”的規定。這意味著，從5月21日開始各地陸續推進的“場所碼”掃碼核驗工作，在歷經半年后逐漸淡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但這些特殊歷史時期的數據到底該如何處理引發公眾對于數據隱私的關注。
一位大數據中心的高級技術專家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場所碼的數據都是保存在政務云里，基本沒有被各場所歸屬地截胡的可能性。“這些數據的調取需要經過授權，誰查詢了什么也有記錄在案，將來會用于審計。誰收集誰負責，誰使用誰負責、誰持有誰負責，這是數據安全的要求。”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劉杰教授表示，智慧城市的建設應該從管控思維走向服務思維，真正關注百姓的真實需求是什么，適時刪除特定時期保存的數據，對數據做減法，也是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
多地取消場所碼
早在一周前，“新十條”發布后，多地已開始陸續取消查驗健康碼和場所碼。
12月4日晚間，杭州發布《杭州市關于優化調整疫情防控相關措施的通告》，除養老院、福利院、中小學、幼兒園等特殊場所外，乘坐地鐵、公交車等公共交通工具，進入公共場所，不再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不再掃“場所碼”；通過藥店購買“四類”藥品的人員，不再要求核酸檢測和賦碼促檢。4日至5日，浙江各地市陸續官宣了不再掃場所碼的相關措施。
此后，江西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宣布，12月5日18時起，除醫療機構、養老院、福利院、中小學、幼兒園等特殊場所外，乘坐市內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區、進入公園景區、商場超市、賓館酒店等各類公共場所，不再查驗核酸檢測證明、不再查驗健康碼、不再掃“場所碼”。
12月7日，天津地鐵和公交也先后官宣取消查驗健康碼，取消掃描“場所碼”。
這意味著，5月21日從杭州開始全面推進的“場所碼”掃碼核驗工作，在歷經半年后逐漸淡出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
2022年，5月21日，杭州發布了全面推進“場所碼”掃碼核驗工作的通告，根據疫情防控需要，確定第一批重點場所名單。列入名單的場所（單位）實現“場所碼”全覆蓋。鼓勵暫未列入名單的場所（單位）能領盡領、能用盡用。同時提出，“嚴格執行掃碼必驗，驗碼必嚴。規定時間內未取得核酸采樣或檢測證明的人員不得進入重點場所和乘坐公共交通（除居民回居住小區）。”此后，各地開始推廣“場所碼”和“數字哨兵”等數字防疫措施。
防疫數據該如何處理
健康碼、場所碼、行程碼等措施在疫情的流調溯源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居民普遍關心，這些場所碼的信息都存在哪里？誰有權查看？防疫進入新階段后，這些數據應該怎么處理？
據“通信行程卡”公眾號消息，12月13日0時起，正式下線“通信行程卡”服務。“通信行程卡”短信、網頁、微信小程序、支付寶小程序、 APP等查詢渠道將同步下線。12日，中國電信、中國聯通(600050)、中國移動三大運營商先后表示，將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自12月13日0時“通信行程卡”服務下線后，同步刪除用戶行程相關數據，依法保障個人信息安全。
一位大數據中心的高級技術專家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場所碼的數據都是保存在政務云里，基本沒有被各場所歸屬地“截胡”的可能性。這些數據的調取需要經過授權，誰查詢了什么也有記錄在案，將來會用于審計。
他表示，一般有兩類人員可以通過查某一個人或者某些人的場所碼數據掌握他（們）的蹤跡信息，一類是業務人員，有專門應用的頁面來做業務，目前正常的業務邏輯應該應該是先定位A人員到場所（前提是A人員的碼顯示異常），然后再查詢到過這個場所的人；第二類是數據庫管理員，但這方面的管理比較嚴格，需要進行授權，嚴禁私自查看。
上述高級技術專家進一步表示，某城市政務云管理暫行辦法顯示，政務云的安全管理遵循“誰建設誰負責，誰運營誰負責，誰管理誰負責，誰使用誰負責”的原則。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政務云侵犯國家、集體利益以及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得利用政務云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誰收集誰負責，誰使用誰負責、誰持有誰負責，這是數據安全的要求。”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的劉杰教授告訴第一財經，在疫情防控特殊時期收集的特殊數據處理可以參考新加坡的做法。他表示，“這些數據在防控期間就應該規定保留多長時間，比如兩周，讓老百姓(603883)信任這些隱私數據不會被商業化，但我們國內目前沒有規定。”
劉杰在《國家治理》周刊撰文中介紹了新加坡政府發布的“合力追蹤（TraceTogether）”應用程序（App）。文中介紹稱，當兩部手機在附近時（一般在8米范圍左右），TraceTogether應用程序便將附近的其他智能手機的信息加密生成臨時的身份標識號（Identity Document–ID）以及相互聯系的時長，記錄在各自的手機中，保存25天，當然手機用戶看不到這些數據。如果某個手機的所有者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那么疫情防控部門就可以查看TraceTogether應用中的 ID 信息，追蹤到與感染者密切接觸以及次密切接觸的人員，使其在第一時間收到疫情防控部門的通知信息，盡快做好應對的準備，并采取相應的隔離措施。
劉杰在文章中表示，在采用TraceTogether之前，新加坡疫情防控部門和警察部隊需要通過對感染者進行個人訪談，查看包括行程錄像、ATM 交易、航空公司、出租車公司以及手機等在內的各種數據，才能夠追蹤到與該感染者相關的接觸者，這個過程既費力又會有很多的遺漏，同時公開的信息可能還會帶來個人隱私泄露等問題。
“人們當下正在熱情地討論行程碼、場所碼等這些數據的去處，其實那么多機構在推行ESG，其中的G治理中就包括了數據治理，對于數據治理，已經有許多的模型，我們國家也有數據治理相關的標準。新冠疫情至今差不多三年整了，從剛開始的措手不及，到今年各地的封控，再到當下的放開，我們的智慧城市需要落實到關注老百姓真正的需求上來了。”劉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疫情防控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智慧城市建設應該轉換思維，把管控思維轉變為服務思維，真正做到為老百姓的真實需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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