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我國金融科技的創新走在世界前列。以移動支付等為代表的普惠金融改變著人民的生活。另一面，近日多個省份宣布取締P2P業務，這也宣告著這項嘗試已近敗北。與此同時，對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等多項新技術的探索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近日各路專家齊聚“2019北京國際金融安全論壇”，共同探討這一金融領域的重大課題。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認為，隨著金融與科技的日益融合，金融風險構成的交叉度和復雜度更加突出，這些變化給當前形勢下的金融安全帶來了新的挑戰，也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賈康強調，對區塊鏈要高度重視，并把它作為重要的創新突破口。也就是說，允許它做一些必要的試錯，允許它在一些彈性的空間里面逐步琢磨怎樣能夠有效地防范風險。
原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金融安全是個系統工程，應思考金融生態中法律、會計制度、中介等多方因素的影響
我國金融科技的發展，既有成功案例如第三方支付，也有失敗案例如P2P。蔡鄂生表示，我們在吸取過去的經驗教訓時，應思考除了業務本身的問題以外，有沒有金融生態方面的問題?如法律、會計制度、信息、中介、第三方等一系列問題。
蔡鄂生表示，金融科技是基礎設施，而從金融本身來講，可以分為前端和后端，前端就是客戶，即金融服務，后端是信息平臺包括科技的發展。而現在前端和后端兩個方面可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金融后端是技術保障，從金融監管或金融服務業的角度看，信息和科技發展的硬件、軟件的脆弱性到底是怎樣的，安全性是怎樣的，這也是技術保障。技術保障有人管，金融監管也要有人管，從金融安全和社會治理的角度看，必須形成一個系統，而不能簡單地分開來看。
“無論是P2P的興起，還是第三方支付的發展，從社會發展角度看，它一定在當時的市場環境下有需求，或者某一方面有服務的缺失，如果沒有這種服務的缺失，底下沒有這種需求，它就不會產生而且也不可能在一定環境下發展得那么快。”蔡鄂生指出，這里面一定有法律方面的問題，平臺只起到“撮合”作用，當平臺出現風險時，因為平臺沒有債權人的地位，所以出現一個法律問題，這個資產到底是誰管、誰去清理它?所以現在只有政府出面來解決這些問題。
此外，投資者教育也亟待提高。我國金融業的發展速度很快，在金融基礎設施不斷提高的同時，投資者對風險的認識和識別也亟待提高，亟待給予一個信息透明的認識。
因此，要把對金融科技安全的思考，從對案例和實踐的總結上，提升到整個金融生態的層面，要從法律程度，規則、規定、中介和其他需要配套建設的系統上研究。生態金融環境，一定要跟會計的發展、會計制度、貨幣總資產價格等組成一個系統。
最后一條，金融作為服務業，要真正把安全做好，首先改革、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功要做好，不能背離了最基本的本質要求。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改革是解決風險最好的辦法
吳曉求認為，受市場化、科技進步以及國際化引力的影響，中國金融正在由單一信用風險，過渡到信用和市場等多元風險并存的時代。這三股力量一方面在改變金融，推動金融的進步和變革，另一方面使得中國金融的安全和風險變得非常復雜。因此，他建議，對中國金融安全或金融風險的管控要有多維的視角。
首先，關于中國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吳曉求認為：“我們需要站在新歷史條件下，基于市場化、技術重構金融以及國際化的基本趨勢，進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設。”其中包括：一是完善現有的法律體系;二是制定一系列基于技術進步的宏觀及微觀審慎監管準則，并使之相互匹配;三是科技重構金融之后所有的風險都可以通過信息系統體現出來，因此信息系統的建設需要進一步提升;四是發展完善中國金融的中介體系。
其次，關于推動中國金融的改革，吳曉求認為，改革才是解決風險最好的辦法。“改革的目的，是要構建一個有彈性的中國金融體系。所謂有彈性，即當風險來的時候，系統有著很好的免疫能力和風險分散能力。我們改革很重要的目標，是不讓金融風險積累起來成為存量化的風險，而是要讓它變成流量化的風險，讓它流動起來進行組合。現代機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組合風險、分散風險，這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完成。”
再次，關于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吳曉求坦言，我國最終目的是要建設全球性的金融中心。不能因為可能有外部風險輸入，我們就不開放。不開放，中國金融就會缺乏新鮮空氣和競爭力。
而在中國金融逐漸開放之時，吳曉求強調，中國仍需要高度警惕國際金融風險傳遞到中國市場。吳曉求表示：“如果我們把金融的基礎設施做好、持續推進中國金融改革和對外開放，我不認為中國會出現大的問題，也不認為中國會出現危機意義上的貨幣貶值。雖然可能人民幣會有波動，但這是正常的，不會出現危機狀態的人民幣波動，也不會出現流動性風險、流動性危機。”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金融風險的復雜度對金融監管的實時性、精準性、穿透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李東榮表示，發展監管科技是新形勢下維護金融安全的有力支撐。不同于從機構角度定義的合規科技，監管科技主要是從監管角度出發，以金融監管數據為基礎要素，綜合運用各類科技手段有效優化監管流程，持續提升監管效能，從而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來實現金融監管的目標。
因此，他對于監管科技的發展提出四點建議：
一是切實加強研究規劃。監管科技是一項涉及金融科技和社會公共治理的跨界系統工程，在需求設計、技術應用、成本分擔等方面迫切需要凝聚政產學研多方的力量，進一步深化對監管本質和科技規律的認識，積極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為發展中國特色監管科技提供研究支撐。在這個基礎上，緊緊圍繞金融監管的目標函數，把握好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繼承與創新等關系，加強監管科技領域基礎設施、數據標準、運行模式等方面的頂層設計。同時還應該考慮適當提升規劃層次，降低規劃實施的跨部門溝通成本和搏殺成本。
二是積極深化科技應用。針對經濟金融風險的新特征、新變化，將科技驅動優勢貫穿于事前、事中、事后金融監管的全鏈條，依法建立跨部門、跨地區、跨層級的公共數據融合和監管信息共享機制，綜合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應用程序編程接口等新一代數字技術，逐步實現監管規則的數字化翻譯、數據實時化采集、風險智能化分析、結果可視化呈現等功能。從而為金融監管部門插上科技的翅膀，使其在維護金融安全、防控金融風險方面始終保持耳聰目明、身捷手快，既要攔得了“灰犀牛”，也要攔得住“黑天鵝”。
三是持續完善制度基礎。金融科技是金融監管與科技創新的產物，以監管為本，制度為基，三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因此應側重對機構監管、事前監管、分業監管的傳統監管模式與時俱進地進行適應性改進，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功能監管、行為監管等領域的制度建設，為更廣范圍、更深層次地應用監管科技奠定制度基礎。同時，以增強一致性、安全性和操作性為重點，加快監管科技標準體系建設，探索建立新技術在金融監管領域應用的適配度和成熟度等測評制度，提升監管科技自身的標準化、規范化水平。
四是有效夯實資源支撐。監管科技涉及架構轉型、系統改造、技術研發等諸多方面，需要較大規模和較為長期的資源投入，因此建議加大中央和地方公共財政投入，發揮國家科技計劃及專項(基金)作用，重點支持監管科技領域的核心技術攻關、重要成果轉化應用、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等。還可以考慮通過合作、委托、采控服務等方式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監管科技應用方面的配合支撐作用，同時應該建立健全監管科技人才引進和培養機制，促進人才在科技崗位和業務崗位適度流動，完善監管科技人才的考核激勵機制。用多種形式盤活外部高端人才資源，為監管科技發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學會顧問賈康：不應因出現風險端倪就封死金融創新，應允許必要的試錯
賈康認為，應積極總結“互聯網+”已有的防范風險教訓、努力跟上監管科技創新等，而監管對創新要堅持“發展中規范”與“規范中發展”兩個概念的合理權衡。
賈康表示，審慎包容一定要放在最前面，后面跟著是風險防控、觀察創新進程，然后是合理結合。還得注意，公權在手的核心部門，最得心應手的是一下摁住什么都不許動，但實際上按這樣簡單的思維方式非常容易出現另外一種偏向——因為防控風險產生新的風險，即封死現實生活當中必須要有的試錯和創新空間，是把我們作為第一動力的創新發展懸在半空無法實際推行。
他認為，在看不準的創新領域里，大的順序是：先是審慎包容態度指導下的“發展中規范”，緊密觀察、感覺八九不離十的時候，該出手時就出手，強調“規范中發展”。
“這兩個基本概念都非常重要，但界限是模糊的，比如有人責怪對P2P，為什么不早點出手防范它的風險?這個責怪有道理，但你說什么時候就恰如其分，這個很難取得一致。中央強調的防范系統性風險是個很科學的概念，金融和生活中風險點無處不在，看到什么風險端倪就上去把它封死，違背了總體規劃里創新發展基本方略，所以要擺好這樣一個關系，是要反復探索的，要在動態中間把它落到實處。”賈康建議。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